第三方支付監管莫傷害互聯網創新

　　在“網購限額5000元”的傳言與辟謠中，央行派發周末發布的《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(征求意見稿)》(下稱“意見稿”)戲劇性地在網民中間得到迅速普及，可見“利益相關”四字力量之巨大。

　　網民認為網購限額5000元的規定損害了其利益，所以議論紛紛，但央媽說了，這純屬誤讀，網絡購物消費額度是沒有限制的，5000元限額只是針對支付賬戶(比如支付寶)的扣款，如果消費金額超過5000元，雖然支付賬戶里的錢不能再動了，但還可以從銀行卡賬戶支付，所以，消費額度實際沒受影響，只是扣款渠道不同而已。

　　現在看，消費者進行網絡支付，除了損失了一些便捷性之外，其實并非“意見稿”的最大受影響者，而真正可能因為“意見稿”受損的，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銀行卡之外的“扣款渠道”，也就是所謂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等互聯網金融企業，包括阿里的支付寶、萬達的快錢、騰訊的財付通之類。5000元限額以及“對身份基本信息的多重交叉驗證”等新要求，將大大的限制住這些公司業務的騰挪余地。舉個例子，比如有的企業以前會拿支付寶發工資，把錢直接打到員工的支付寶帳號上，以后可能就不行了，因為限額是5000元，那么如果通過支付寶辦理銀行賬戶向員工支付寶轉賬呢，以后也不行了，因為“意見稿”規定“轉出賬戶應僅限于支付賬戶客戶本人同名銀行借記賬戶”。

　　這各種“不行”加起來，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網民不愿意再把資金放在網絡支付賬戶里，因為不方便嘛。如果說互聯網金融機構是條河，網民的資金就是水，央行從上游拉閘限流，最壞的后果就是河的干枯。

　　央行這份“征求意見稿”至今已是第四版，從2012年1月首度就《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》面向公眾征求意見算起，已經過去了3年6個月。而這次依舊引發議論紛紛，顯示出法律法規在應對社會新鮮事物時所面臨的巨大挑戰。

　　央行為網絡支付立法，最好的局面當然是雙贏，對互聯網金融企業來說，網絡支付有法可依之后，就可以更少顧慮的走上發展的快車道，對網民來說則可以防范支付風險，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，但問題是，這只是理想狀態，如果法規制定不當，則也有可能起到扼殺創新，給消費者制造麻煩，保護壟斷利益的作用，從這個角度講，社會各個階層，只要是利益相關方，都應該積極加入到法規制定的博弈中來，為自身爭取合法權益，意見征求過程中，人人都有發言權。

　　以筆者個人的看法，非銀行支付機構相對于銀行來說，對客戶的保障目前確實要欠缺一些，比如不久前出臺的存款保險制度就規定對個人存款賬戶50萬以內的賠付，非銀行支付機構就無此規定。但問題是，“安全”并非給企業上緊箍咒的絕對理由，筆者們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，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創新在全世界領域內都是領先的，而且至今仍未出現過大的紕漏，在加強監管的同時，一定要實事求是、與時俱進，破除不必要的束縛，要顧及企業的活力以及消費者的體驗，比如，消費者開第三方支付賬戶還被要求提供不少于三份能證明“你就是你”的文件，這就太繁瑣了。

　　在相信監管力量的同時，也要相信市場的力量，在市場與消費者的推動下，不合理的監管政策終將會形同虛設，比如去年3月二維碼支付(顧客掃商家二維碼支付)被央行暫時叫停，隨后支付寶和財付通兩大巨頭就推出改良版(改為商家掃顧客手機上的付款碼)，繞過了監管。

　　幾百年來，創新與監管就是一對永遠糾纏的矛與盾，哈佛商學院教授德伯拉·帕斯在其《從海盜船到黑色直升機》一書中曾寫道，“當技術發展走在政府管制和市場前面，至少有一段時間無規則可循時，先驅者們奮力前行，任由政府在睡夢中喘息的情形。但是最終，不可避免地，連牛仔都意識到他們需要規則：產權規則、協作規則、競爭規則，于是原先的先驅者們求助于政府，說服政府制定規則，為下一次革新浪潮搭建舞臺”。面對歷史鐵律，監管方沒必要過于謹小慎微，也不必把被監管方當做假想敵，他們其實比政府更需要規則。